为了避免我们在写读后感的时候出现四维混乱的情况，回顾一下书籍中的内容，书写一篇读后感可以加深大家对书上剧情的了解，以下是有美篇范文网小编精心为您推荐的新乡土中国读后感7篇，供大家参考。
新乡土中国读后感篇1
我怀着对社会学极大的热情读了这本费老的《乡土中国》，读罢，感触颇深。正如费老所说，这本书是一种尝试，尝试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生动全面地展现了乡土中国的面貌。每一章都有很多感触，这里将分开阐关于“土”的思考“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诚然，当今社会，城里人习惯用土里土气、土头土脑来藐视乡下人，然而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一种质朴的感觉，一种返璞归真的踏实和厚重。我们的民族与泥土是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土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何尝不该尊重乡土，尊重农民，尊重自己的文化呢？
关于乡土习惯与现代社会“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的着多说吗？”这类话是我们形成的乡土习惯，但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个人不知道个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乡土社会从熟悉得到信任，而现代社会口说无凭，还要签个字，画押，形成法律。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我想这点体现得很明显，当我们走出那片乡土来到北京这个大城市的时候，我们会有诸多的不适应，我们会爽快的答应别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说好了这样却没有照办，不明白为什么不怎么熟悉还要满脸堆笑，因而我们会受骗、会受伤、会被别人说成傻，可是，真的是傻吗，只不过我们的乡土习惯已经不适应这个现代社会罢了。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可谓著作等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深远，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这才是我读《乡土中国》的第一遍，我还会读第二遍、第三遍。希望每一次都会有收获！
新乡土中国读后感篇2
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共有14篇文章构成，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的社会结构、道德体系、礼法、乡村权力的分配、血缘地缘等各方面，各篇之间相互联系递进，费孝通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于当时中国基层社会进行了分析与概述，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想法与观点。
读完这本书，我认为作者的核心观点是表达了中国的乡土社会受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是一个追求稳定的、变化漫长的熟人社会。但在这种社会中也在不断孕育出新的概念，权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产生的变化，对于乡土社会的冲击等等，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的乡土社会仍然是当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部分。无论我们的社会如何发展，都离不开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
该书主要描绘的是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以及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的一种展望。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进步，中国的基层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对于这本书的学习，不仅仅是透过费孝通先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了解社会学的知识，更加是通过这些文章的阅读，结合现在发展的现状，感悟出新的观点和主张，同时要做到温故而知新。
受到地理环境、文化作用的影响，乡土文化是一种我国独特的文化状态，几千年来文化形态的培养造就了我们独特的国民性和文化性格。至今，我们还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我们并不能否认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至今还在直接影响着我们。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乡土社会”也在不断地“打怪升级”，赋予了它一些新的内涵，乡土社会也意识到了思想解放与学习的必要性。经济的发展也不仅仅单纯的依靠土地，现代工业的下乡提升了农民的效率，农产品深加工提升效益，新经济形式的出现和快递产业的发展，拓宽了交易的范围等等，乡土社会保留下来的精华我们仍在继承，同时乡土社会为适应现代新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努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阅读《乡土中国》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当时的基层社会的状况，更加是发觉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探寻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
新乡土中国读后感篇3
初读《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只对先生所提观点一百个不赞同。先生在两篇文章中分别从“时间阻隔”和“空间阻隔”两个角度论述了乡土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农村没有推行“文字下乡”的需要，原因是在“面对面的社群”中无需文字就可以很好的交流和生活，文字的使用不但无意义更有可能画蛇添足。先生的论据是在以土地为生存基础的中国农村，人们的生活是相对固定和封闭的，经验和文化的传承完全可以通过“口口相传”实现。看到这些，我心中却有无数个反驳的理由。我虽不赞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仍然相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字读书是帮助人们脑洞大开的重要途径。只因封闭无需识字其结果岂不是更加封闭。思来想去，感觉唯一能让我尚且接收书中观点的理由就是“时代不同，观念不同”。而先生在书中的观点也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探索性开拓。正如在84年图书重刊时先生所言，“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
然而，作为一部社会学著作，我认为《乡土中国》必有它的独特价值。所以再读，而细读之后确实让我眼前一亮，不得不感叹先生思想的前瞻性和观点的独特性。
诚然，在当代社会，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文字和文化学习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中国，文化学习是农村提高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然而，在40年代末期的中国，在那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背景下，农村文化普及或许真的没有土壤。所以，正如先生提出的结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而现在中国社会“基层变化”也正为“文字下乡”提供了条件，使“文字下乡”成为了必须。而先生在70年前提出如此观点真的是太有前瞻性。
先生的另一个观点是“......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这个观点的明智在于它提倡的是“因地制宜”和“因材施教”。真正考虑到受众特点的教学才能使学习发挥最大的作用，而不只是局限于形式化的学习。由此推广到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考虑到不同国家学习者的不同特点的教学才是真正科学的教学。也许这就是汉语教学进一步国别化细化的需要。推而广之，对于我们自身的学习也是如此，真正适合我们、可以提高我们自身能力的学习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为了学习学习。
新乡土中国读后感篇4
读了费先生的《乡土中国》，我深有感触。一方面，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几乎都是在乡土或者类似于乡土的环境中度过的，所以我就是一个地道的乡土中人；另一方面，这本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此刻已有60多年的时间跨度了，而这60年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乡土此刻怎样样了？中国是不是还是一个乡土中国？费先生的乡土理论是不是还适应此刻的中国？这些问题都让我充满了兴趣。
在我看来，本书开头应当是注重写中国的乡土，后面多转化为写乡土的中国。中国的乡土自有其特点，而中国也的确带有浓浓的乡土味。直到此刻，这种味道也还处处可闻。
中国此刻的乡土状况如何呢？我没有做过有用的调查，不敢妄语。官方的说法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这未免有失精细，我姑且以我的家乡为例吧，这情景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平时在村里，最有感触的便是孩子少了，减了不少热闹。村中的老人过世的也多了。让人不好意思的是许多村里的小孩竟也叫不上名来，不少新媳妇也不认识了，真有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每一天早晨都有幼儿园的车来，上初、高中的孩子也经常不回家，更别说大学生了，这就让长老权利的施行大打折扣。有一次，我们村长让我抄一份关于家庭收入的文件，其中确有十之二三的家庭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成为农民工。以上所述也应当是大多数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状况了，这当然与费先生所在的那个年代的乡村不一样了，然而虽然有这么多的变化，土地依然是村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对于每一个乡土中人来说，土地是亲切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所以乡土本色毕竟是维持住了。
说道文字下乡，其实是知识下乡，费先生说仅有等到乡土性的基层变化了，文字才能下乡。而今的社会变迁如此之大，以至于包括我在内的农村孩子都出来找知识了，同时，知识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乡下传播开来，手段多样化、快捷化，容量巨大以至于超出了村民的理解本事。比如有线电视的普及，当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大人们只看本省的几个常看的节目。
当我们把视线从乡下转移到整个中国社会，我们便会发现这的确是一个乡土的中国，费先生提到两个概念——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谈到西方人的团体意识和他们那象征着团体的神，着重讨论了中国社会的乡土特性。我自我的看法是中国和西方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在一个水平线上。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西方却早已步入资本主义社会，早先以放牧为主的欧洲人进入资本主义礼貌，而后剧烈的社会变革彻底确立了团体格局，而中国一向已农经济为主，受儒家“克己复礼为仁”的封建思想影响数千年，在物质上的自我自足决定了意识上的自私，一味克己，埋头为自我的修养和前途而独自寒窗，闭门造车，悬梁刺股也须自我动手，很少有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句话道出了差异的客观存在性。克己的发展会导致差异，费先生的圈子理论可谓恰当，每个人周围都会构成一个圈子而不管你情愿不情愿，这大大小小的圈子以一个“己”为中心，这让我想到“找熟人”这个词。
大大小小的圈子就像一个个势力范围，有其众多的依附者，而圈子也难免重叠，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的复杂化，而这重叠区也是最繁忙的一处了。就拿我在开学时经历的申请贷款事件为例吧，许多事情是要排队来办的，但排不了多久就眼看着没有必要了，几个装模作样的人和那些有模有样的工作人员寒暄几句，工作的严肃立刻就荡然无存了，他们要办事也就成了。这真是谁的关系网大，谁才能够捕上鱼。其它人没有这种所谓的关系，又没有队可排，几次来都无功而返，怨怒不已。但也只能站在教育局门口没有目的地等，这也确实好笑，算得上是一种奇观了。也有一种现象是一个人突然失势，他的圈子遽然缩小，和别的圈子的联系断裂或者被圈进了其他更大的圈子，至于一段时间后没人理他，这也显得很正常了，这也许便是中国为什么经常有人抱怨世态炎凉的原因了吧。
随后费先生在家族和男女有别这两章里提到了两种文化模式——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根据我的理解，前者的文化特质是确定，而后者是运动，从于主流文化的应当是后者，但我却赞成前者的一些观点，像“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整的秩序。”虽然概念上的无知给了我很大的麻烦，但我始终是坚持一种观点的，即我认为未来首先是确定的，其次是可预测的。我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物质及其运动真实存在，并创造了一切，时间和空间只是为了方便描述而定义出来的，是无所谓有无的。物质的运动是可知的，尽管这有很大的困难，但当这一合理真实存在时，未来就已经确定了。打个简单的比方，当你扔出一个苹果时，在那出手的一瞬，有初速度和抛射角，所以还没等苹果落地，你已经能够计算出它落在哪里了。同理，如果明白所有物质的运动状态，未来就可预知了。回过头来才明白扯很远了，然而也的确很趣味。我是同意费先生的许多观点的，中国家庭的一贯的单子的差序格局传统隔断了夫妇之间横向的联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劳动量和所劳动的重要性规定了劳动者的地位，男性日益占主导地位，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也就男女有别了。
和谐社会今年来是主流的理念。在文化方面，这首先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和谐，恩威并重才能不失方寸。类似于费先生的人治与法治，法律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乡土的中国的许多很好的传统也同样不可忽视，费先生说有时人治能够取得不治而治的效果，这对于法治来讲是很梦想的，也值得我们借鉴。而两者的和谐的确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我也对费先生的“无讼”观点深有体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知识的普及，“打官司”这一名词在乡下很受争议。我这儿刚好有三次亲身的经历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一现象。大约在五六年以前，我家发生一次意外事故，和村里的另一家有关，但当时双方都没有研究诉诸法律，最终在村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的协调下私了，而我们两家至今也还都和气。另一件发生在大约二三年前，和我的一个亲戚有关，他们两家由于在采石场上的利益而发生争执，后果很严重，反复协调不得私了。最终争到法庭，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去看了。我们方是有理的，在道德上有利于我们，但这种有利在法律上却不能坚持，于是双方争吵很激烈，这方“说理”，另一方“道法”，以至于法官不得不几次暂停审理。最终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们村上，是今年暑假时的，双方发生了一点小事，但第二天就有一方收到了警察的罚款，互为邻居的两家从此形同陌路。无论是巧合还是必然，总是有这么一个趋势的，无讼的状况正在悄然改变，这正如费先生预料的那样：仅有在社会秩序和思想观念上进行一番改革，法治秩序才能建立，而如今这种改革很大程度上已成事实，这个过渡也就理所应当了。
四个权力的观点给我了很大启示，在封建社会的乡村仅有默许的长老权利，推行的是一种无为政治，而我学过的知识说这种政治是一种残酷剥削的政治，我认为这其实是同样的意思，长老权利的极端发展造就了封建社会，从家长制到君主制，从父子到君臣。社会上开始构成两大对立阶级，与其说是地主剥削农民，还不如说是农民适应了这种被剥削。长老权利的恶行膨胀得到遏制，封建社会也就成为过去了。
读到血缘与地缘这几张章，我更加明白了三峡工程的所有问题中为什么移民最难，乡土人安土重迁啊，谁愿意在异地长久地做客人，几世几代被人说成是外乡人。另外以一个感触是一句“钱上往来不要牵涉亲戚”，仔细想来，我们村陆续开的几个小卖部还真大多是所谓的“外乡人”办的。但讲到学生聚餐等事上大多实行aa制，因为面子总是得用经济条件去撑，这一过程是痛苦的，我是听到很多人的抱怨的，所以理智开始纠正感情上的“错误”，这也是社会的一个大转变，这一理性方向上的转变同时也体此刻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上，变化是巨大的，以至于费先生的预测几乎是事实了。名实的分离到处都是，要营养不要味觉，需要规范了欲望，但不否认的是传统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个乡土性的社会依然将长期坚持她的人情味。这一套乡土理论也就显得极其重要，将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极富指导意义。
读完这本书，我发此刻重刊序言和后记中有一句同样的话：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这句话的确很到位，理论创新永远不会有完稿，甚至不会有定稿，人的一生应当有不断探索的精神。费老这种孜孜不倦的理论创新精神和求质求真、舍生忘死的实践探索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他那谦虚、认真、务实、敢于向未知领域进军的学术精神也教育了我，于是我想借费老的话结尾：这不算是完稿，也不能算是定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
新乡土中国读后感篇5
作者通过此书向读者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特征，也对其他国家的基层社会进行了比较，抒发了许多观点。
乡村中的社会是熟人社会——因为人口流动率小，所以社区之间的往来较少。那人口流动率小又是为何？乡村人民的生活依靠着土地。“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乡下的人民们依赖着泥土所提供的农业资源，土地又是不能迁移的，久而久之人们的居所也就稳定了下来，常态是“生于斯，死于斯。”
“土”，基本意义是泥土，形容人本应是“淳朴”的意思，而现今却成为了一个贬义词。这其中的原因引人深思。正是因为基层社会是熟人社会，所以社会中的人与自己的家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是熟人，这样就见外了啊！”对待这样如同家人般的社会中的人们，大家都是如此的心态，哪里用得着担心口说无凭，而画个押，签个字？如同作者所说：“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
反观如今我们所熟悉的“陌生人社会”，多接触的并非熟人。无法揣测对方的意图，无法保障在与对方的合作、交往中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于是出现了合同，出现了条约，要双方签字同意。保障自己的权益无可非议，但这也是人与人之间距离疏远的一种体现。“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不得不承认并接受这一事实，因而许多人会感叹城里人们不同于乡村人民的冷漠。
除了“土气”外，乡村人民还常因为不识字而被说是“愚”。然而，文字之所以被发明，是为了运用于两种情况——一是空间上的阻隔，比如人们想要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此时文字就能够跨越距离的阻隔传达于人们；二是时间上的阻隔：显然古人并不能直接将信息传达于后人，于是他们著下书籍，写下自己的感悟与经历。
而在乡土社会中，距离与时间都不具有隔阂，时常都是通过询问熟人来解决问题，似乎没有文字的用武之地。再退一步说，“愚”形容的是“学不会”，而不是“根本没有学，所以不会”。就算是再聪明的人，不经过学习也一无所知。
后文中，印象深刻的还有作者提出的“插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概念，对比了中西社会间的不同，也让我对中国乡土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此书书写了我们许多人都没有认真了解过，亲近过的中国乡土社会，全面展现了基层社会的面貌。
新乡土中国读后感篇6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磁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和人的学习不相同的是它们并不靠一套象征体系的。人固然有很多习惯，在本质上是和小白老鼠走迷宫一般的，但是他却时常多一个象征体系帮他的忙。所谓象征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地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是用词来表现的，于是我们靠着词，使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又使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从这方面看去，一个动物和时间的接触，可以说是一条直线的，而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他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
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
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我记得在小学里读书时，老师逼着我记日记，我执笔苦思，结果只写下“同上”两字。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课，游戏，睡觉”，有何可记的呢?老师下令不准“同上”，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
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在乡土社会中粘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错认了人。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部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部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一说到来历就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不从这开始，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么?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希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
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一般的。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它包括着行为规范、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它的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是依着该社会的格局而决定的。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
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我说了不少关于“团体格局”中道德体系的话，目的是在陪衬出“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特点来。从它们的差别上看去，很多地方是刚刚相反的。在以自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
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里，但是“忠”字的意义，在《论语》中并不如此。我在上面所引“为人谋而不忠乎”一句中的“忠”，是“忠恕”的注解，是“对人之诚”。“主忠信”的“忠”，可以和“衷”字相通，是“由衷”之意。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我们普通所谓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差别决不是在大小上，不是在这社群所包括的人数上，而是在结构上。
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明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因为这缘故，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可是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构成这个我所谓社圈的分子并不限于亲子。但是在结构上扩大的路线却有限制。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亲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
以生育社群来担负其他很多的功能，使这社群中各分子的关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我在《美国人性格》一书中曾用“生活堡垒”一词去形容它。
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
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这决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结果。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意见，不肯像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
我用“感情定向”一词来指一个人发展他感情的方向，而这方向却受着文化的规定，所以从分析一个文化形式时，我们应当注意这文化所规定个人感情可以发展的方向，简称作感情定向。
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地在创造中求统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图。
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方面去发展。变态的同性恋和自我恋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确说;但是乡土社会中结义性的组织，“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亲密结合，多少表示了感情方向走入同性关系的一层里的程度已经并不很浅。在女性方面的极端事例是华南的姊妹组织，在女性文学里所流露的也充满着冯小青式的自恋声调。可惜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感情生活太少分析，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
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
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我们说“灵验”，就是说含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人也许因为某种心理变态可能发生单纯的支配欲或所谓sadism(残酷的嗜好)，但这究竟不是正常。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譬如英国有一次民意测验，愿意自己孩子将来做议员或做阁员的人的比例很低。在英国做议员或做阁员的人薪水虽低，还是有着社会荣誉的报酬，大多数的人对此尚且并无急于攀登之意，如果连荣誉都不给的话，使用权力的人真成为公仆时，恐怕世界上许由、务光之类的人物也将不足为奇了。 一个只有生产他生存必需的消费品的人并没有资格做奴隶的。
中国的历史很可助证这个看法：一个雄图大略的皇权，为了开疆辟土，筑城修河，这些原不能说是什么虐政，正可视作一笔投资，和罗斯福造田纳西工程性质可以有相类之处。但是缺乏储蓄的农业经济却受不住这种工程的费用，没有足够的剩余，于是怨声载道，与汝偕亡地和皇权为难了。这种有为的皇权不能不同时加强它对内的压力，费用更大，陈涉、吴广之流揭竿而起，天下大乱了。人民死亡遍地，人口减少了，于是乱久必合，又形成一个没有比休息更能引诱人的局面，皇权力求无为，所谓养民。养到一个时候，皇权逐渐累积了一些力量，这力量又刺激皇帝的雄图大略，这种循环也因而复始。
我曾说：“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文化和政治的区别是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
在我们客套中互问年龄并不是偶然的，这礼貌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在我们亲属称谓中，长幼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则，我们分出兄和弟、姊和妹、伯和叔，在许多别的民族并不这样分法。我记得老师史禄国先生曾提示过我：这种长幼分划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可以掩盖世代原则。亲属原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长幼原则的重要也表示了教化权力的重要。
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
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们是要死的。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
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会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
爱情，好吃，是欲望，那是自觉的。直接决定我们行为的确是这些欲望。
再说得远一些，我常觉得把“生存”作为人类最终的价值是不太确切的。人类如果和其他动植物有些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就在人在生存之外找到了若干价值标准，所谓真善美之类。我也常喜欢以“人是生物中唯一能自杀的种类”来说明人之异于禽兽的“几希”。——但是，人类主观上尽管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价值，文化尽管有一部分可以无关及无益于人类的生存，这些不合于生存的条件的文化以及接受不合于生存条件的文化的人，却在时间里被淘汰了。他们不存在了。淘汰作用的力量并不限于文化之内，也有在文化之外的，是自然的力量。这力量并不关心于价值问题;美丑，善恶，真伪，对它是无关的，它只列下若干条件，不合则去，合则留。我们可以觉得病西施是美，但是自然却并不因她美而保留她，病的还是要死的，康健才是生存的条件。自然并不禁止人自杀，但是没有力量可以使自杀了的还能存在。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在上文中所称的时势权力;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各人依着欲望去活动就得了。
新乡土中国读后感篇7
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总是充满争执的。或许是由于过于大声的外放音乐，或许是楼道内的阻塞物，又或者是装修时发出的巨大声响……这些每天发生的平凡小事，虽说不重要，却使我们内心烦躁。
像这样的矛盾之所以会发生，有诸多原因：其一，在于人非生而是社会的一份子。作为伪社会性动物，人本不习惯于现代社会嘈杂拥挤的大城市。因此会对陌生人感到淡漠，会为了一己之私而破坏公共设施，是因为本性如此。这是人的先天性因素，也是它使我们与周围人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
其二，在于社会中所存文化的影响。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作者较为详尽的描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一部分：“私”。“私”的含义，除自私之外，更在于由己推人的思维模式。对自己与家庭而言有利，却损伤社会利益的事，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也因为公与私之间弹性可变而不再清晰了。至于社会上他人的问题，无人拥有的公共产物，这些都不属于普通人“私”的概念之类的事物，便因为这样的文化而被忽略了。
其三，在于中国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在现代化的今日，虽然生活中多了许多高科技的产物，但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像时代的浪潮一样飞速发展。即便是在上海这般的大城市中，依旧存在不少从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乡土社会中对于群己关系的界定，在现代社会的今日仍在发挥作用。而当源自礼治社会的规则运用于法治社会中时，便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于是，扰乱人们正常生活的情况也发生了。
那么改变这一现状的方法又是什么呢？于我而言，所有问题的根源似乎都指向乡土社会中群己关系的认识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间发生的冲突。问题的根源是在80年前费孝通先生所提出问题的后续。也就是说，乡土中国的社会惯性仍旧存在。
而现存的问题既然属于乡土社会的惯性，他便必然有消亡的一天。若说要用什么来加快去消亡的话，便也只能依靠人们最为熟悉的方法：教化了吧。但教化的手段，在今日则可以更为先进一些。不仅可以利用在路边随处可见的公告牌，也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相应的宣传。
我认为现在出现的许多矛盾证明了中国处于转型的路上，前文所述的问题终有一日会被解决，我们可做的便是加速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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